据CHOICE视讯整理：

2025年年末，全国总人口14亿489万人，对比上一年减少339万。

65岁以上老年人口达到2亿2365万，占总人口比重15.

9%。

老年人口的规模，第一次超过0至14岁少年儿童群体。

这套数据公之于众之后，网络上又出现一类旧论调，把如今老龄化的种种问题，全部归结到马寅初身上。

不少人的说法是，如果不是当年他提出相关观点，现在就不必为人口老龄化而发愁。

这种说法听上去好像说得通，细细琢磨却站不住脚。

马寅初，1882年出生于浙江嵊县，拥有耶鲁大学硕士、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，主攻经济学方向。

1954到1955年，他先后三次回到浙江老家，深入各个村庄，和当地普通百姓聊天走访。

从事数字研究的他，被亲眼看到的现实情况触动。

农村新生儿接连不断降生，部分地区一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突破2%。

照这样的增长速度推演，粮食产出、土地资源、就业岗位，全部都会面临巨大压力。

1957年，他先在最高国务会议发表相关看法，之后正式刊发《新人口论》。

里面的表达十分直白，人口增长速度如果跑赢经济发展速度，再多的社会积累，都会被持续增加的吃饭人口消耗，很难留存下社会家底。

文章刚刚发表的时候，支持声音不多，质疑批评的声音占据主流。

马寅初顶住外界压力，坚持自己的判断，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这句话也随之流传开来。

1979年，马寅初本人连同《新人口论》得到平反，再度出任北京大学名誉校长。

1982年5月10日，年近百岁的马寅初离世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他活着的时候，就等到社会重新正视他人口相关研究结论。

真正的政策转折出现在1973年前后，“晚、稀、少”的人口号召在全国推开。

1980年独生子女政策正式启动，1982年计划生育写入宪法。

从马寅初提出人口警示，到相关政策落地实施，中间隔了二十多年。

那个阶段国内人口，已经从六亿多增长到十亿出头。

可以做一个简单推演。

假设过去完全不做人口层面的干预，顺着七十年代初期千分之二十几的自然增长率持续增长。

到2026年，国内总人口大概率会突破20亿。

网上部分推演甚至给出26亿的估算，无论哪一种测算结果，都远超国内资源能够承载的上限。

20亿人口，是什么样的概念。

现在印度人口14亿出头，已经被交通、水源、空气污染等各类现实难题不断困扰。

倘若中国要承载20亿人口，18亿亩耕地红线很难守住。

人均耕地达不到一亩，粮食再怎么精打细算，缺口依旧难以填平。

2024年全国粮食总产量突破1.

4万亿斤，刚好可以满足14亿人的口粮消耗。

凭空多出六亿人的吃饭需求，单纯依靠国际采购粮食根本填补不上。

全球每年可供贸易的大米也就五千多万吨，仅仅我国的需求，就可以把国际市场的大米货源消耗干净。

水资源的矛盾同样绕不开。

我国人均水资源占有量，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四分之一。

华北平原地下水长期开采，水位已经急剧下降。

黄河下游过往断流的历史并不遥远，长江流域前些年也遭遇过极端干旱。

人口规模大幅上涨之后去分摊现有的水资源，就算再多修建几条南水北调线路，也弥补不上巨大的资源缺口。

拿北京举例，当前常住人口两千一百多万，早高峰地铁的拥挤程度已经让很多人难以承受。

人口规模再往上大幅扩张，城市通勤会变得更加艰难。

一线城市住房压力本就压在年轻人身上，再多六亿刚需涌入市场，普通老小区的房子也会被炒到很高的价位。

2025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1222万人，就业市场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。

如果同龄求职人口直接翻倍，本科文凭的含金量，也会被大量稀释。

当然事情要分两面看待。

计划生育实施几十年，也遗留下不少现实问题。

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负担沉重，出生人口男女比例失衡，社会劳动力逐步老化，都是客观存在的后遗症。

2016年全面二孩政策放开，2021年落地三孩政策。

2025年国内多地陆续出台育儿补贴、延长产假、建设普惠托育机构等配套举措。

国家也在针对过往政策带来的遗留问题，一点点补齐配套。

如今生育率持续走低，根源并不来自几十年前那篇著作。

年轻人不愿意生育孩子，是房价、教育开销、医疗负担、职场内卷多重现实压力叠加造成。

日本、韩国、新加坡这些东亚国家，从来没有推行过计划生育，生育率同样落到很低的水平。

把时间线拉长回看，马寅初当年提出的人口警示，客观上为后续国内经济高速发展，腾出了缓冲空间。

如果没有早年这份理性的提醒，也就不会有后来三四十年的人口红利窗口。

讨论当下的生育困境，重点应当放在改善整体养育环境，让年轻人敢生、愿意生、养得起孩子。

而不是回过头，去苛责一位已经成为历史的老先生。

对此，你们有什么想法？

特别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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